郭静 | 经济全球化的走向：政治思潮的风向标意义

摘  要：经济全球化并非经济理性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经济理性与国家政治、世界政治的互动演化过程，经济先发国家的政治思潮在其中具有一定的风向标意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改变了欧美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不同意见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升了经济民族主义和进步资本主义思潮的政策影响力，经济全球化进入“岔口期”：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性区域性复升和经济与社会“嵌套”的新型全球化，这两个方向的现实可能性，高于继续推进“深度全球化”，但是两个方向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解决方案。在世界经济体系走向的博弈期，中国须把握好自身定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经济理性；国家政治；世界政治；政治思潮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深度全球化”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涉及各国大政方针的重要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景问题上，学界众说纷纭，有暂时回潮论、区域化论、重心转移论和全球化终结论等，分析逻辑和依据各有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从社会现象的历史演进中，提炼全球化动力和约束因素等的生成机制，定位重点因素及其变化节点，不断验证修正，是提升预见未来走向概率的科学路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观察验证窗口。

一、政治思潮在全球化阶段转换中的风向标意义

从全球化发展演变的过程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理性、国家政治、世界政治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最初的商品全球流通阶段，是西欧国家机械化生产基础上的经济理性，为摆脱过于狭窄的国内消费能力对生产能力的约束以及由此导致的利润下降趋势，在民族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开拓世界消费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而启动的。商品全球流通的全球化阶段经历了200多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才开始转换为生产环节、技术和资本全球市场流通的“深度全球化”阶段。这表明，全球化的阶段转换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而是受到诸多条件的约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下，先发国家经历30多年经济黄金期后，再次面临利润下降的趋势。这次利润下降的主因是先发国家国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工保护政策，快速提高了生产环节的劳工成本，抵销了国内市场扩容对利润下降的延迟效应；次要因素是处于冷战前沿的日本、韩国、德国等再（新）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以其劳动成本优势和集成性创新等，反向冲击了先发国家的商品市场。冷战结束后，先发国家的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看到，如果把生产环节转移到具有劳动成本优势的国家，一方面可以带动这些国家消费市场的成长，另一方面制成品价格大幅降低，返销到先发国家市场，两种效应都能缓解消费能力的约束，提高利润率。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积极要求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国家政治、世界政治和经济理性的新组合，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以及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的新景观。经济理性受困于先发国家的国家政治，后发国家的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环境则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摆脱先发国家的国家政治约束，利用先发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搭建并扩充深化有利于经济理性的全球化经济规则，通过跨国流动而找到了新的利润空间，深度全球化由此开启。“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 ‘资本积累’”。由此可见，全球化阶段的转换需要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而政治条件的成熟是新全球化模式的起跑线。

（一）政治思潮具备风向标意义

在全球化每次范式转换之前，涉及世界经济的政治思潮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见政治思潮是一个具有观测提前量的因素。人们的利益需要观念化，才能转化为政治行动，政治思潮是政治行为表达出来的群体性政治观念，国家政策走向需要符合或者至少不违背国民的主要政治观念，才能得以实施和运行。把政治思潮作为观察分析政治现象的变量，是人民史观在研究方法上的贯彻。同一议题往往存在着多元的政治思潮，具备未来风向标意义的政治思潮，足以影响具有世界优势地位的大国政策，经过国家政治机制成为一个甚至多个大国的长时段国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上，工业化先发国家秉持重商主义的理念，积极推动商品全球流通；商品全球流通激起市场争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商品贸易壁垒提供了观念支持，也支持了瓜分世界市场的世界大战；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方案，新自由主义提供了通过国际分工降低生产成本的新理论和新方案，引导了深度全球化。

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历史作用，往往被归功于其阐释者，实际上，阐释者的历史作用是无法以个体形式实现的，而是需要几个重要的环节才能实现，例如：他们的解释体系被相当规模的群体所接受，成为政治思潮并且外化为政治行为，再经过国家政治机制，最终影响大国政策。

分析那些成功影响全球化走向的政治思潮，可以发现，政治思潮的成熟度，决定着它是否具有未来风向标意义。影响政治思潮成熟度的因素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理论解释体系是否把握了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否为破解其主要症结提供了新的可行解决方案；二是解释体系成为政治思潮，需要被相当规模的群体接受，因而需要具有较高的传播性和易认同性，才能在意见竞争中俘获更多人心；三是接受解释体系的群体，能够通过多种政治行动方式，反复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包括阻挠异见形成政治成果的行动方式；四是成为主政者的主要施政政策，相关政策措施成为后任者难以轻易废弃的政治遗产。

（二）疫情前反全球化思潮的发展

按照这四个因素观察，反全球化政治思潮（包括反深度全球化阶段、逆深度全球化、去全球化、重塑经济全球化等多种思潮，以下简称“反全球化思潮”）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通过政治行动取得了政治成效。

反全球化的理念及其政治行动，萌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欧美国家，正值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初启之时。20多年来，反全球化理念和诉求，从伴随深度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杂音，发展成为多种理念合奏的泛反全球化思潮。当前的反全球化思潮，主要包括三种观念来源。

第一是进步主义理念，“由支持对全球经济采取一种对环境更加友好的取径(approach)的行动者构成”，主要从全球性负面问题的角度，如贫富差距拉大、全球环境恶化等，反对深度全球化。这一理念提出并推动绿色环保主义、全球环境治理等措施，以规制深度全球化的负外部性。

第二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念，属于“保守主义阵营，则由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取径构成”，要求发达国家实施逆全球化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以解决深度全球化导致的产业空心化。

第三是近年来兴起的“重塑全球化规则”的主张，受益于全球化的部分经济精英群体，认为现行全球化规则威胁到了欧美占据顶端的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为维护欧美国家的“相对收益”，需要修改现行全球化规则，建立新规则。

反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崛起，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三种理念的加入是关键变量。进步主义理念起源最早，持续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政治成果，有些主张被采纳，如减少碳排放的《巴黎气候协定》。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一反全球化思潮并没有阻止深度全球化的进展，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全球性生产的环境负面效应。2008年后，欧美国家大量中产阶级利益受损，“滑落”到中低收入阶层，同时本土资本的利益受损，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快速扩大。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的群体，在政治行为上最为活跃，冲击性破坏力较强。认同这一理念的群体以多种形式的政治运动表达诉求，抵制政府采纳或者实施促进深度全球化的政策，冲击了欧美国家政治格局。投票支持该阵营政党的选民比例上升很快，中间政党在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这一政治思潮是欧美国家近年来出现政治极化和政治对立的一个重要诱因。虽然动员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但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诉求被深度全球化支持者斥之为民粹主义，遭到坚决抵制。

第三种反全球化观念的形成，是提升反全球化思潮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它表明欧美国家一部分支持全球化的群体转变了态度。在现行规则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提高，欧美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获利优势呈下降趋势。在部分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群体中，认为此态势不利、要求重塑全球化规则以保护发达国家优势地位和利益的观念逐步弥漫开来。

进步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在政治上遇到的阻力是经济理性，因为它们的主张将会缩小经济理性的获利空间，加快利润率的下降。其中，进步主义的主张将会提高商品的经济成本，抵消全球产业链降低商品成本的作用，及其对消费能力的反向扩展效应。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则是要重回世界经济的国家时代，在生产环节已经外移的条件下，这种主张将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瓦解，却不可能退回到先发国家商品全球销售的全球化模式。在没有全球市场的情况下，先发国家的生产能力将迅速面临消费能力的约束。

第三种重塑全球化规则理念的形成和扩散，提升了反全球化思潮的政治成熟度。重塑全球化规则理念，并不否定经济理性主导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而是要求保持或继续扩大先发国家的优势地位，遏制扭转不利于此目标的趋势。这一理念，尽管与经济理性的现有利益不符，但是符合其长期利益，因而得到一部分支持深度全球化群体的认同。重塑全球化规则理念的加入，使反全球化思潮从边缘诉求、非主流观念，进入欧美国家的主要政策议题领域，欧美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转向重新审视、调整、打破现行全球化规则，以回应或者试图缓解深度全球化体系对这些群体的利益损害。

（三）反全球化思潮的政治成效

2008年以来，反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效。由于欧美国家处于全球化体系的中心地位，其政策倾向对全球化体系运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可以把自己的政策倾向外化为世界经济走向。经济全球化水平由此也进入停滞状态。

欧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因反全球化的共同政治基调，实现异质联动。欧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出现了新的特征，运动的主题涉及不同领域的问题，由不同事件引发，但是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暴力程度呈现激升态势，这是因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分别进行专题性社会运动，而是实现了多个异质政治派别的联动。异质性不再妨碍不同政治理念的群体之间形成抗议运动的联动性，原因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黏合剂，即普遍的不满、无望的社会情绪和要求大幅度调整现有政策甚至体制的共同目标，这些社会情绪具有反全球化的底色。

跨越政治诉求的具体差别，实现异质联动，是国家政治危机的重要表征。欧洲国家出现政党格局碎片化。欧洲国家在诸多政策领域的共识性下降，异质性升高，传统政党格局受到左右翼激进政党快速壮大的有力冲击，呈现碎片化趋势。欧洲主流政党面对激进政党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政治压力，做出妥协，“主动吸纳了后者的部分政策，这集中体现在难民和移民政策上”，在经济政策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也有所上升。但是，主流政党的有限妥协，未能平息经济政策方针的争议，左右翼极化政党仍有发展空间，只是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特朗普的当选执政，不仅使美国政治“开始从恶性党争的‘否决体制’走向系统性政治衰败”，而且实质性破坏了深度全球化秩序。美国处于深度全球化的中心，美国政府推动全球化的能力，就是它阻挠、阻滞、逆转全球化的能力。特朗普执政后实施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全球化倒退迹象更加明显”，深度全球化遭遇了强劲逆流。

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逐年攀升，“种种迹象表明，在欧盟经济振兴乏力的背景下，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投资贸易中遭受不利的欧盟国家和地区，正在出现滑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这种高筑壁垒、自我孤立的方法，来回应民众对生活状况和政府政策的不满”。

总体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欧美国家的反全球化力量，成功减缓了深度全球化的进程。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价值链已经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但是，基于经济理性的深度全球化，仍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惯性，全球化水平并未明显倒退，“制造业回流”和“脱钩”等政策措施没有取得理想效果，“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成效并不明显”。

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欧美反全球化思潮的高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实质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脆弱性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全球化加速了病毒的全球传播却缺乏全球应对协作机制，全球治理严重“赤字”的危害性也展现出来。疫情防控对政府干预的需求，为欧美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新的合理性、正当性。反全球化的主张，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和进步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疫情中的欧美国家占据了话语优势，代表经济理性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前所未有地处于失语状态。

（一）经济民族主义要求加固国家经济主权

新冠肺炎疫情让欧美国家强烈体会到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当中国这个全球工厂陷入停顿时，其在许多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困扰着全球经济，并在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产生了涟漪效应。”

在疫情暴发冲击波面前，经济民族主义的保守思潮几乎是人们的本能反应。“新冠肺炎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国家安全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的现实，使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欧美国家迅速高涨。“带有浓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鹊起，并大有让‘稳定’盖过‘利润’的势头。原来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势力，在产业链‘客观’断裂的现实面前也已开始改变态度，甚至主张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2020年，第6页。“自2019年起，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欧盟范围内维护‘经济主权’的战略安全诉求声音突然聚集和放大，而2020年疫情的暴发又促使欧洲加快了强化与落实‘经济主权’的行动。”

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认为，解决全球化的负面问题，需要加强国家产业政策，提高关税、技术等市场壁垒，遏制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原则不应一味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有必要从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安全和韧性。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看法不再停留于社会性讨论，而得到了政治上较为一致的认可，“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家体会到国际产业链断裂的危害，于是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危险，并开始制定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城邦国家”的城墙正在悄然复兴。

经济民族主义去全球化策略有两种，即巩固国家经济主权和地区经济主权。巩固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策略，是贸易保护主义、科技民族主义和关键商品国产化。欧美国家从一贯的贸易自由主义立场“悄然转身”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高潮，全面使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措施，以组合拳试图扭转贸易逆差现象，促使金融资本回流、制造业转移。技术的快速进步正在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技术”被纳入“经济主权”的视野，美欧高科技资本的“科技民族主义”颇为狂热，科技巨头加强与政府在国防和战略领域的紧密合作，以期巩固发达国家在新兴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关键商品国产化的主要诉求是，凡涉及国民生活的从食品到呼吸机等方方面面的产品都应由当地生产。“一些国家还出现了要求同其他国家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的呼声，甚至已转化为加速全球产业链‘脱钩’的政策举措。”“第一波脱钩很可能是医疗供应链，从电信到半导体等许多先进技术领域的供应链也出于安全考虑而重塑。”美国已经提出医疗用品国产化的目标，英国提出防止战略物资对外依赖的“防守项目”。这种回到新的“自给自足”时代的梦想，还主张在食品和能源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等。

巩固地区经济主权的策略，主张把相关产业链缩短到地理上和政治上相近的地区，认为这是去全球化的现实路径。在疫情之前，欧盟提出对欧洲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应具备全产业链能力，而不再信任优势互补的分工体系。但是，即使是德国这样工业基础较好的欧洲国家，也难以在一国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医疗产业链。美国也类似。因此，巩固地区经济主权，比巩固国家经济主权更有可行性。除少数产业有可能实现当地生产之外，产业链缩短至北美自贸区和欧盟成员国更有经济可能性和合理性。

（二）新进步思潮主张通过新国际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嵌套”

疫情暴露出欧美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私有化，特别是医疗卫生投入长期不足的危害性，中下层群体面临生命健康和经济安全双重巨大风险，这让加大国家干预的观念有所回归。反对授权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事务、强调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优先的理念，遭到反思和批评。社会态度的转向为探讨国家应如何干预经济社会事务提供了空间，混合了“进步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的新进步思潮，或称“经济左翼”，趁势而起。

新进步思潮包括多种政治主张，共同点是希望从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改良深度全球化，以缓解其负外部性。新进步思潮对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持批评态度，认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流行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局限，还显示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具有更加致命的局限。

新进步思潮认为，深度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应也不能继续回避的程度，全球化需要重建而不只是修复。新冠肺炎疫情证明深度全球化的实验失败了，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没有未来，资本利益高于一切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都日益加剧。疫情凸显了深度全球化30年来积累的社会不平等，疫情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和打击最为严重，“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疫情对欠缺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年轻人、带孩子的母亲和少数族裔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新进步思潮反对经济民族主义，认为它们把全球化引起的“经济阶级之间的全球冲突误解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误解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重演——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崩溃破坏了民主并鼓励了有毒害性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对危机的回应是煽动种族偏见，同时让精英们回避根本性的经济失衡问题”。经济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不平等主义和全球紧张局势，20世纪的历史已经上演过经济民族主义恶化的剧目，当前贸易壁垒的提高和经济脱钩的加速，会让世界重蹈百年前的人类悲剧。

新进步思潮主张，应对疫情危机需要开拓新一轮国际合作，而不是割断国际合作、回归国家自给状态。新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应对疫情的紧迫需要开始，深化世界各国医学科学家和卫生官员的合作，并且应当据此从维护人类生命安全的角度，深入到改变全球经济和生产领域的弊端。新进步思潮改进全球化的方案，是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低”原则，把绿色经济、气候正义、民主等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规则当中，极大地减少财富掠夺，保护工人和平民。新一轮国际合作的目标，是让全球经济走向对环境更加友好，同时推进共赢局面，争取尽可能多的赢家和尽可能少的输家。

相对于早期的进步思潮，新进步思潮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没有全球性的制度支持，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经济社会的“脱嵌”现象，因为单个国家难以抵御全球竞争对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外部约束或者塑造力。对于世界经济体系来说，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取决于能否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利益。“重新设计金融体系，同时兼顾‘做大蛋糕’和‘分配好蛋糕’这两个问题；……重新分配资源，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福祉。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包括新的税收设计，不损害生产力的同时又能帮助到底层的人，也包括建立最低标准的医疗和教育系统等。”新进步思潮主张欧美国家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综合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引领纠偏资本利益高于一切的深度全球化规则，具体措施是“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构想，将气候议程与经济正义、改革再分配、以绿色健康实现经济复苏等政策联系起来。例如，通过征收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提高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绿色标准；在欧洲范围内实行“共同税收”，克服资本流动到“避税天堂”国家，恢复欧洲维护社会团结的能力。

新进步思潮是新的改良主义，是认同和保持欧美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础上的改良。其有改革既有全球化体系弊病的进步取向，但其路径是依靠欧美国家政治力量，没有反省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是深度全球化存在的客观依据，对此没有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设想，仍然希望用欧美国家政治束缚住以往没能束缚住的经济理性。这种思路因欧美大众政治的新高涨而取得了成果，相关政策被政府采用，有利于缓和欧美国内利益矛盾，也成为欧美在世界秩序博弈中的新“利己主义”手段，而且这些手段披上了“进步的面纱”，增加了欧美政府的政治好感。

三、疫情后的欧美新政走向

使全球化处于“岔口期”

深度全球化是经济理性一定程度摆脱国家政治约束、在世界政治失衡条件下发展的产物。欧美国家的反全球化群体力图通过影响国家政治，扭转或改造深度全球化体系。但是，深度全球化能否被成功转换，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几种可能性，未来不长时间是重要抉择的“岔口期”。

（一）疫情期间欧美国家的“拼盘型”新政

疫情打破了欧美国家全球化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博弈僵持的政治形势。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促使欧美国家政府出台混合了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进步思潮的新政。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新进步思潮，在诉求主张、政治倾向、社会基础等方面都是异质的，而且均有弊端。经济民族主义主张缩短产业链到区域或本土，将刺激全球市场被保护政策分割，欧美企业也将失去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新进步思潮的加强再分配政策，则将刺激欧美国家的资本外流。但是，两者具有反全球化的共同基调，也具有优先解决欧美国家问题的共同倾向，而且两者的主张，直接或间接性地都有助于提高国内再分配政策的力度。这些共同性为两者客观上的协作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融合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进步思潮的主张，欧美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深度全球化体系的“竞低”效应。例如，有限度地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但反对全球市场分割，一方面提高战略性物资供应的抵御风险能力，增加本国和区域内的实体经济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将产品的生态标准、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等，作为商品进口的门槛，拉高全球市场标准，保持自身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这是欧美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的可能途径。

欧盟理事会于2020年7月批准通过的“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融合了适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绿色经济、战略性贸易政策等思路。这项复苏计划旨在修复和强化欧盟内部经济发展，“着力点主要在于单一市场建设和大规模投资计划。前者主要强调深化单一市场，建设欧盟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联盟，修复和重建欧盟内部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后者则提倡在绿色经济、数字领域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上的资金投入，引导各国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此外，“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

美国民主党在2016年败选后，适度采纳了党内“经济左翼”的政策主张，也有意继承特朗普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2020年拜登的竞选纲领，把对外政策定位为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民主党不认同特朗普政府提高贸易壁垒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对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是复杂的，有利有损。但是与共和党相似，民主党对外政策的新定位是保护在深度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利益，改变不利于中小企业和工人的“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现状，确保美国贸易政策与国内政策主旨相匹配，“贸易和国际经济政策必须以它们带给普通美国人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它们将给美国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利益为导向”。除了贸易政策，民主党政府很有可能继续奉行科技民族主义，“‘技术联盟’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依旧可能是未来美国政府在‘战略安全’语境下的优先战略选项”。为了“重建中产阶级”，在国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拜登还提出“全由美国人来制造”（Made in All of America）计划。

（二）世界经济区域化和新型全球化的前景仍不明朗

欧美国家出台“拼盘型”新政，是一种过渡性政策策略。经济民族主义和进步资本主义的政策倾向，暂时压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但还没有形成未来世界经济体系的成熟模式。

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一段时间，欧美国家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恢复国内经济将是首要任务。欧美国家采用收缩和重建区域产业链的政策，世界经济体系的区隔性势必有所提升。在北美和欧洲地区，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具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推进经济区域化向深度发展，在欧美地区是易行的方案，而且能够较快发挥作用，缓解欧美国家的当务之急。欧美的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会完全对外封闭，其目的在于尽可能降低区域内的贸易壁垒，提高区域外商品的进入壁垒，同时尽可能避免遭到贸易报复，损害自身商品对外销售市场。

但是市场规模从全球撤回到北美和欧洲区域，会产生水落船低效应。区隔经济体系后，即便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作为北美、欧洲的区域经济体系的附属，相比深度全球化，国内政治、区域政治和市场消费能力约束也更容易形成。

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社会“嵌套”的新型全球化。进步资本主义在贸易方面的主张，除了提高商品的质量标准，还要求实施综合贸易政策，把社会、安全利益的非贸易目标与贸易政策捆绑在一起，以利用本国本地区的非贸易优势，维护自身利益，利用贸易政策发挥欧美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模式对于世界的示范引领作用，使经过“合理化”的欧美国家贸易规则，成为新型全球化规则的雏形。

但是，欧美国家实现经济社会重新“嵌套”的“合理化”，不再是国家政治力所能及的，本身就需要区域合作、国际合作和新的国际规则，而目前尚缺乏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政治条件。相对于经济民族主义，进步资本主义的目标实现难度更大。

（三）继续坚持甚至推进深度全球化的潜在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使得近年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出现的“回流”“分散”趋势被进一步推进，有观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压垮深度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仅仅试图恢复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状况，将不能克服（全球化面临的）重大挑战；眼前的任务是重建，而不是修复”。

不应轻视的是，经济理性是深度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它摆脱国家政治约束后，能否重新被国家政治俘获？经济民族主义和进步资本主义的方案，能否发展成足以替代深度全球化的新的成熟方案？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是否具有深度全球化之前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是欧美国家内部，还是其他国家，都有受益于深度全球化的力量，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一些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全球经济体系，例如自然资源或者人力资源不足的工业化国家、人力资源丰富的未工业化国家，需要加入全球产业链来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这支受益于深度全球化的力量，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其客观需求是经济理性获得自由空间的有利条件。

四、中国学界对全球化走势的预判

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体系图景尚不明确，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是国际力量博弈的核心议题。中国学界对于全球化未来的走势有多种判断，主要有：全球化“暂时回潮”论、区域化将取代全球化、全球化重心将转移、新型全球化困难重重等。

（一）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这一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当前欧美国家去全球化的举措只是短暂的和有限度的逆流，“只是一种回浪”，全球化不可能全面倒退。

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无法改变的判断，依据是经济理性和市场规律。虽然全球产业链之间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一些“脱钩”现象，但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脱钩”也是难以持续的。因而，当前欧美国家的去全球化政策是短期的和非理性的应激反应，而不是理性和长期性的。全球供应链短期内出现断裂现象，但是长期看影响不会很大，要改变全球已经形成的产业分工，成本是非常高的。降低成本是深度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逆全球化必然造成产品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欧美国家的产业回流效果业已表明，一些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等成本较高国家的企业，将失去近几十年努力达到的效率提升，“根据实体计算，与中国的两年贸易战使美国公司的资产估价减少了1.7万亿美元”。而且在贸易壁垒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欧美企业也将失去海外市场。

这一观点在历史观上，把经济全球化视为一个总体的历史趋势，没有区分全球化不同阶段的特点；在分析逻辑上，把经济理性作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机制，以论证深度全球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得出的结论是继续忍耐其负面效应，或在保持基本形态的前提下逐步缓解其负面效应，不认同其转型的紧迫性；在现实形势判断上，忽视了西方国家“规锁”中国的明确意图。

（二）区域化将取代全球化，应推进全球化重心转移

这一观点认为，处于全球化中心的美国，正在失去继续推进现行全球化的意愿，也阻挡其他国家发挥替补或补充作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向瓦解；未来世界市场将由“全球模式”向半封闭乃至封闭的“俱乐部模式”转变。

该观点认为，“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和区域合作，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除了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断链脱钩、打破现有的全球产业链、瘫痪国际组织，美国为挽救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增发巨量货币，滥用美元霸权，加剧全球经济、金融秩序陷入混乱。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势必造成美式全球体系濒临瓦解。在美国阻滞全球化的大势之下，全球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组，重组的方向不是再国家化而是区域化。国际产业链的断裂，将向更多产业领域扩散，跨国公司会通过缩短产业链的国家数量，减少生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原有全球分工的长链将变成短链，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区域化阶段和重心转移论，认为美国主导推动的深度全球化已经衰变，未来的走向可能是经济区域化或者新全球经济中心的出现。这种分析判断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亚洲区域合作的前景。相比较而言，北美经济一体化和欧盟经济一体化以及跨大西洋经济合作，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而亚洲区域合作面临的“区域首要任务与全球首要任务相互冲突，使得亚洲合作的愿景也相互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现有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上，也体现在区域内国家的心态和预期上，希望保持自身原有利益、相互信任不足、区域外部的诱惑等因素均在掣肘迟滞亚洲区域合作的进展。

（三）深度全球化倒退之际，积极推进本国战略新兴产业

这一观点认为，当前深度全球化正在大倒退。处于经济崛起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化经济体系之间保持半隔绝、半脱钩的状态，有利于推进本国的战略新兴产业成长。

该观点认为，深度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已经基本衰竭，负面效应凸显。在深度全球化体系下，跨国公司全球低成本套利，积累形成的全球不平衡，于2008年以来引爆了一系列经济风险。新兴经济体顺应深度全球化资本跨境布局生产的趋势，一度促进自身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但是，让新兴经济体一度附带受益的全球市场增长，出现了增长动能边际递减的趋势，制造业外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下降，“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的定位，抑制和毁坏了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工业的可能，从而把发展中国家长期抑制在产业链的中下端。“由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因为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美国的深度依赖。”

深度全球化的停滞和逆转，给中国纠正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提供了时代环境。通过调整“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内需主导型的“不对称全球化”策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转移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它们相继进入起飞阶段，创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

主张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增强国家经济体系独立性的观点，需要补充考虑的是消费能力对于生产能力的约束。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的落差，意味着“全球性大国没有纯粹的区域性利益，所以区域主义对它们来说永远不够”。当前，中国国内和亚洲国家的消费能力总体有限，在世界消费结构中比重较小。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在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找不到新的充足的消费能力拉动，不得不仍然“去产能”，发展速度和技术升级都将面临困难。

（四）新型全球化前景美好但困难重重

这一观点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处于新全球化模式还未出现、旧全球化模式受到冲击的时期，新旧全球化模式的转换，是当前时代的主题。深度全球化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求未来的全球化改变很多规则。

新型全球化的形成需要的新型国际合作方式，目前尚未形成。以往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大国的霸权体系，霸权国家能够完全控制全球经济和全球财富，在盟友的配合下恩威并施胁迫持不同意见的国家，接受和遵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而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应当建立在伙伴关系和平等基础上，以和平方式避免冲突并解决冲突，实现包容普惠共享发展，由多种力量共商共建共赢形成。由于中国和世界打交道的时间比较短，推动世界性规则改进的能力尚且不足，不宜另起炉灶。

全球化前景未明的时期，是各方力量博弈以发挥自身建设性作用的最佳时机。近年来，欧美国家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受伤害最严重的是中国，不少贸易保护政策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中国作为最大贸易国，如不能在未来世界经济规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将会落入被围剿的陷阱。“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中国有能力在世界经济规则方面发挥作用。

五、结语

从反全球化思潮的发展状况看，各界尚未为解决重塑全球化的核心议题提供新的可行方案，即如何实现两个平衡，“在公司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并且找到在全球化情境下处理这些利益的恰当方式。……有必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并且找到在全球化和国际体系情境下这两种利益互动和展开的恰当方式”。在形成新的可行方案之前，经济全球化无法走出当前的“岔口期”而进入新阶段。

新型全球化目前尚缺乏有足够实力的单个推动主体和联合主体，而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相对而言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有效牵制经济民族主义的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韧性。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欧美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力量将有更多作为。但是，这并不必然会走向欧美经济的区域化。加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规锁”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其符合经济理性的优先选择。

因此，在国际场域，以防范化解经济民族主义恶化为主要目标，呼应新进步思潮的反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进步性主张，同时揭示新进步思潮隐含的先发国家的利己主义，提出实现后发国家合理诉求的国际经济体系构想，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当务之急。

作者信息

郭静，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经济全球化的走向：政治思潮的风向标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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